古人注重家风家教 教子理念要重德修身

    中国古人非常注重家风、家教，注重对子女的德性培养，以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、向道、向善等理念正面引导，“重德修身”成为各家家训的核心内容。古圣先贤们对子女的仁慈关爱和严格要求，使其在任何时候能够择善而从，走正人生之路而无怨无悔。古人家教的智慧，为后世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。以下举些例子。

（一）孔子教子学《诗》、《礼》

   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的思想家、教育家，相传他有三千学生。《论语?季氏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他的一个学生陈亢有一天问孔子的儿子孔鲤：“你在老师那里听到有与别人不同的教诲吗？”孔鲤说：“没有啊。有一次我父亲曾独自站在庭院中，我快步走过，父亲问我：‘学《诗》没有？’我说：‘没有。’父亲说：‘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’我马上就去学《诗》。又有一次，遇到父亲一个人在那里，我快步走过，父亲问我：‘有没有学《礼》？’我说：‘没有。’父亲说：‘不学《礼》，无以立。’我马上又去学《礼》。我只听到这两件事。”陈亢下来高兴地说：“我问一个问题，却得到三个收获，知道了学《诗》的道理和学《礼记》的道理，还知道了君子对待自己的儿子与别人的孩子是一样的。”

    的确，诗和礼，都是孔子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。孔子说：“诗言志，歌咏言”，认为利用文艺形式对学生进行具体形象的教育，比说教往往有效的多。相传《诗经》三百零五篇，就是他亲自删定的，内容多和修身、知命、追随道义有关。孔子认为人的道德修养就应从这里开始，可以提高人的观察力，另外，通过读诗也能够学到许多历史、自然、社会知识。孔子说：“兴于《诗》，立于《礼》，成于《乐》”。他所说的礼，就是社会的道德礼仪行为规范，从学礼开始，教育学生树立自己的德行，从实践中逐渐培养出学生的自觉的道德主体意识，进而成为日后通达天道、经世济民的基础。

    孔子教育儿子学“诗”学“礼”，和对其他学生的要求是一样的，并没有因为孔鲤是自己的儿子就放松对他的要求，这一点可以看出孔子对学生的一视同仁和对儿子寄予着很高的希望。后代的读书人，把孔子教子的方法称做“诗礼传家”。

（二）颜之推与《颜氏家训》

    颜之推是南北朝时的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出身士族，深受儒家名教礼法影响，又敬信神佛，笃信因果。《颜氏家训》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、处世、为学经验的总结，被后人誉为家教规范，影响很大。全书二十篇，各篇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，主要强调道德修养，以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，并宣扬伦理纲常以及佛家因果报应思想等，是一部有着丰富文化内蕴的作品。认为教育后代要确立远大的志向、理想，象尧舜那样实践仁义道德的准则，经得起任何磨难，注重气节的培养。他说：“有志尚者，遂能磨砺，以就素业”。

    颜之推认为学习目的主要是为了开启心扉、完善德行、行道利世，首先动机要端正，学习内容提倡读圣贤之书，实践道义。在学习方法方面，提出了专心、勤学、切磋、踏实的主张。他非常重视对子女进行早教，而且越早越好，不要失去机会。颜之推的几个孩子三岁开始读书，并背诵经典，当孩子们问道：“我们知道了要读书，但为什么要这样早呢？”颜之推告诉孩子：“接触圣贤之书越早越好啊，小时记忆力好，背会的书往往终生不忘。”颜之推还教育子女一生都要学习，勤勉惜时，无论时逢战乱或生活窘迫时，他都督促孩子们勤习经史，并说：“读书明理，在任何时候，尤其在紧要关头或每到有大事时就知道怎么去做。”他的几个孩子后来在经史方面都很有成就，都是重节操、做事有责任感的人。

（三）唐太宗重视教子

    唐太宗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，亲自撰写《帝范》十二篇赐予太子李治，即包括君体、建亲、求贤、审官、纳谏、去谗、诫盈、崇俭、赏罚、务农、阅武、崇文等为君应当遵守的十二条准则，指出：“此十二条者，帝王之大纲也。安危兴废，咸在兹焉”、“修身治国，备在其中”，谆谆告诫李治：效法尧、舜、禹、商汤、周文王等古代圣哲贤王，“非威德无以致远，非慈厚无以怀人”，“倾己勤劳，以行德义”。《帝范》也被历代帝王奉为家教圣经。唐太宗还写了《诫吴王恪书》、《戒皇属》等经典名篇，教导子女“人之立身，所贵者惟在德行”，指出修养德行的重要性，多做善事、美德充盈才能福泽绵延；教导子女“夫帝子亲王，先须克己”，要自勉自制，严于律己，他讲述了自己数年“外绝游观之乐，内却声色之娱”，把时间放在勤勉朝政上；教导子女“每着一衣，则悯蚕妇；每餐一食，则念之耕夫”，每穿一件衣服、吃一顿饭，都不要忘记蚕妇农夫的辛勤，要培养节俭朴素的品德。

    唐太宗给几个儿子选择的老师都是德高望重、学问渊博的人，如房玄龄、李纲、张玄素、李百药、魏征等，并专门下诏书规定了对待老师的礼仪。他一方面教诫子女要尊师重教，“见师如见父”，要“宜加尊敬，不得懈怠”。一方面支持老师严格管教，鼓励老师对太子及诸王的过失极言切谏。老师们都能够坚定地履行职责，与唐太宗的理解、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。

    唐太宗非常注意以小见大、深入浅出地进行道德教育，遇事必诲，使子女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良好的品质。如有一次，他看到李治在一棵弯曲的树下休息，就教诲他说：“这树虽然弯曲，打上墨线就可以取直成材。做君主的即使本身并不高明，但是能接受别人的规谏，也可以变得圣明。”唐太宗还注意结合史实进行教育，他让魏征编录了《自古诸侯善恶录》，分赐诸子，要他们把书“置于座右，用为立身之本”，从前人善者成、恶者败的事例中汲取经验教训，得到鼓励，从而更加重视自己的德行修养，做正人君子和爱护百姓的人。

（四）范仲淹教子重德行

    范仲淹是北宋时思想家和教育家，熟读儒、道经典，并崇信佛法，官任参知政事，他在《岳阳楼记》中写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句家喻户晓。他治家甚严，教子有方。教导子女做人要正心修身，积德行善。在他的教导下，他的四个儿子都从小就熟读经书，学有所成，为人正直。范家家风俭朴，乐善好施。

    一次，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到苏州去往四川运麦子。范纯仁回来时碰见了熟人石曼卿，得知他因逢亲之丧，无钱运柩返乡，故停留在此。范纯仁便将一船的麦子全部送给了石曼卿，助其得以还乡。范纯仁回到家中，因无法向父亲交差，所以久久地站立在父亲身旁，没敢提及此事。范仲淹问他道：“你在苏州遇到朋友了吗？”范纯仁回答说：“路过丹阳时，碰到了石曼卿，他因亲人丧事，没钱运柩回乡，而被困在那里。”范仲淹立刻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给他呢？”范纯仁回答说：“我已经送给他了。”范仲淹听后，对儿子的做法非常高兴，并夸奖他做的对。

    范仲淹虽然身居高位，俸禄丰厚，但他却不为子女留下钱财，而是全部用于扶危济困了，把乐于助人之仁德传给了子孙。他的长子范纯佑十六岁随父防御西夏，屡立战功，是其得力助手；次子范纯仁，后任宰相，在五十年的为官生涯中，恪尽职守；三子范纯礼官至尚书右丞；四子范纯粹官至户部侍郎，受其父言传身教，他们都正义敢言，关爱百姓，以清正廉洁著称，俭朴的作风始终从未改变，把做官得来的俸禄，大多用在了扩大父亲范仲淹创建的扶危济困的义庄上了，而自己与家人却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。

    古代家庭教育自始至终都是以伦理道德作为教育的最高价值取向的。为人父母，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女。其实不管给其多少财物都是身外之物，只有教其重德向善，才是为子女长远打算，因为德是做人最根本、最本质、最美好的东西，是一切福份的源泉，是留给孩子的最可靠的财富。